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领导地位：团结一致还是分崩离析？ | 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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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领导地位：团结一致还是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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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an Roberts，温彻斯特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俄罗斯国内政治等；Ulrike Ziemer，温彻斯特大学应用社会科学、法医学和政治学系的社会学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南高加索和东欧的青年、妇女、性别和侨民领域等。。

来源：Sean Roberts and Ulrike Ziemer, “Russia's Leadership in Eurasia: Hold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3, 2024.

导读

俄乌冲突不仅深刻地重塑了俄罗斯与欧洲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格局，在后苏联时代对俄罗斯与临近国家的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揭示了所谓“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大陆”中区域领导者与追随者互动的复杂动态。这一议题的核心在于，俄罗斯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从西方视角看，普京政府的决策模式常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其对军事手段的偏好也被视为加剧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处境。但在区域层面，现实情况其实更加复杂，俄罗斯的一些邻国似乎支持其政策目标，包括与乌克兰直接相关的政策目标，这些国家还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俄罗斯减轻西方经济制裁的负面影响。

现有文献对与俄罗斯与其传统盟友（特别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关系的解读模糊不清，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这些盟友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常被赋予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被视为与俄罗斯同属“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似乎注定要走向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被解读为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临时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fortune），其紧密程度往往随具体情境而变化。

本文运用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以“区域国家间社会”（Regional Interstate Society）为分析视角，探讨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领导地位及其与追随国家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国家间社会，其中俄罗斯的主导地位通过一种获得社会认可且具有约束力的机制得以维持。然而，由于俄罗斯难以实现其主导地位所对应的“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其主导地位在本质上具有不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并未直接导致这一问题，但确实为该地区的领导权过渡创造了新的条件与可能性。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大陆”概念化为一个独特的区域性国家间社会，丰富了英国学派的区域分析；第二，本文揭示了俄罗斯“霸权”的不稳定性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为理解后苏联时代的政治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方法论

基于英国学派的理论建构，本文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视为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区域国家间社会（其成员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后苏联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是后苏联时代的区域整合进程的核心参与者，同时也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性制度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重要成员。在英国学派的术语体系中，这些区域性组织被界定为“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它们既是俄罗斯欧亚领导地位的制度化体现，也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关键切入点。

根据英国学派的定义，国家间社会是指“基于共同利益和认同的制度化国家间关系，各国之间存在着可区分的亚全球秩序，共享持久但不稳定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以共同构成的共存规则或首要制度为基础”。其中，首要制度被定义为“体现规范、规则和价值观的共同实践模式”。

结合区域国家间社会的理论框架和实证讨论，文章认为，霸权作为一种首要制度，在特定条件下有能力将区域性国家间社会联系在一起，当霸权不被视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统治，而是被视为一种社会赋予的地位时，基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霸权社会便获得了合法性。在实证研究层面，本文通过分析欧亚一体化，特别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运作，探讨俄罗斯“霸权”的更深层次的性质，这里“次要制度”的概念对于深刻理解俄罗斯的“霸权”制度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英国学派还没有持续的尝试利用次要制度来为首要制度提供实践和理论基础。因此，次要制度作为分析工具，为理解区域秩序性质提供了重要视角，并将对首要制度的讨论从概念推向实践。

俄罗斯与区域盟友：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

从西方视角来看，旨在孤立和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使俄罗斯与地区伙伴的关系成为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对2022年俄乌冲突的深入研究表明，俄罗斯地区伙伴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毫无保留，而是充满了矛盾，这反映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领导地位及其追随者性质问题的长期争议。

具体而言，亚美尼亚、白俄罗斯等核心伙伴国作为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核心成员国，在关键领域表现出支持俄罗斯的意愿。同时，其他合作伙伴国家通过拒绝支持联合国相关决议，为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提供了政治支持。

然而，俄罗斯的地区伙伴在展现出高调的支持态度的同时，也常对乌克兰局势表现出深切忧虑。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表示只要与俄罗斯合作的利益大于成本，它们就愿意继续充当“情境性”伙伴。虽然目前尚无法断言俄罗斯与其长期地区盟友的关系将如何演变，但俄乌冲突无疑重新引发了关于俄罗斯区域领导地位的深层讨论。

学术界对俄罗斯区域领导力的复杂性已有深入探讨。后苏联研究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种分析框架：一种将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秩序视为基于共同历史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另一种则将其视为基于现实利益的“利益共同体”。这两种视角在解释区域领导力与追随者互动时往往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俄罗斯区域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种“命运共同体”视角认为，该地区国家因共同的历史命运而注定走向更紧密的一体化。这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模式。这种观点强调，苏联解体后，高度相互依存的国家试图通过区域整合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支持者指出，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收益远超解体成本，推动了各国领导人和官僚机构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此外，成员国之间从文化认同到制度遗产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性，为一体化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观点在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该组织被俄罗斯官方称为“高级一体化”的典范，并获得了成员国领导人的高度支持。

然而，第二种“利益共同体”视角则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这种观点认为，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承诺具有显著的摇摆性，合作关系往往建立在短期利益之上。当国家利益出现分歧时，各国可能随时背弃协议。这种不稳定性在1991年后建立的大量区域组织中得到了印证：许多一体化尝试流于表面，缺乏实质性承诺，在执行层面也面临严重挑战。

作为区域性国家间社会的俄罗斯主导欧亚秩序

要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理解为一个区域性国家间社会，必须借鉴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并明确区域秩序构建的标准。尽管英国学派早期对区域社会的关注相对有限，但其核心理论特别是“扩张论”，为理解区域秩序提供了重要洞见。该理论不仅解释了欧洲国家间社会向全球扩展的过程，还承认了包括中国、阿拉伯和印度在内的多个非欧洲区域社会的独特性，这些社会各自拥有独特的规则、制度和文化体系。

英国学派对区域社会的系统研究始于对欧盟一体化的分析，随后扩展到其他地区。这些研究揭示了区域性国家间社会的若干共性：首先，共同的地理空间和身份认同往往相互强化，形成“聚合效应”；其次，密集的互动和经济相互依赖是区域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互动通常源于共同的安全关切，包括传统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双重考量。此外，区域社会的内部互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较薄的多元化社会强调国家主权和最小化合作，而较厚的团结主义社会则追求更深层次的一体化。

尽管部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欧亚经济联盟（EAEU）成员国与俄罗斯并不接壤（如吉尔吉斯斯坦），或与其他成员国缺乏地理联系（如亚美尼亚），但这些国家仍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集群特征。在身份认同方面，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共同的沙皇和苏联历史遗产，以及俄语的广泛使用，为区域互动提供了重要纽带。从政治体制来看，该地区以专制政体为主导。尽管学术界对非民主国家间持久合作的可能性存在质疑，但研究表明，专制政权往往更倾向于与政治体制相似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这种体制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

-首要制度视角下区域性国家间社会

区域性国家间社会的核心特征不仅在于国家间的共性，更在于其独特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这些制度将特定区域社会与其他区域社会以及全球国家间社会区分开来。作为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首要制度被定义为“体现规范、规则和价值观的持久性共同实践模式”，它们既构建社会结构，也定义社会边界，同时塑造行为体的合法行为模式。

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中，“霸权”是最显著的首要制度。在英国学派的定义中，霸权是“赋予拥有领导资源的国家特殊权利和责任的制度化实践”。俄罗斯的霸权地位建立在与其伙伴国之间显著的不对称关系之上，这种不对称体现在领土规模、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物质资源，以及领导力等非物质资源方面。

深入研究表明，英国学派对霸权的理论阐释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观点认为霸权与国际社会本质相悖，因其威胁到权力平衡这一核心制度，可能损害国家的独立性；另一种观点则强调霸权的秩序建构功能，认为其稳定性取决于霸权者的自我约束能力。这种理论分歧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整合与分化作用的持续争论。

俄罗斯霸权：权利与责任之间（缺失的）平衡

俄罗斯试图在后苏联空间重建领导地位、构建以其为核心的欧亚秩序，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如果将次要制度视为俄罗斯霸权这一首要制度的具体体现，那么这一进程可以追溯至苏联解体初期。

-俄罗斯的霸权责任

由霸权国家主导的次要制度（如区域组织）的建立，源于成员国对霸权作为国际社会基本组织原则的认可。这种认可使次要制度成为理解区域国家间社会及其霸权构成性质的独特切入点。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中，参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欧亚经济联盟（EAEU）等区域组织，既体现了成员国对俄罗斯特殊权利的承认，也反映了俄罗斯承担的相应责任。

这些组织通过提供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来维持区域秩序。能源安全是俄罗斯伙伴国独享的重要公共利益，哈萨克斯坦通过俄罗斯的管道基础设施维持能源出口，并参与区域能源项目；其他国家则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能源补贴。尽管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和政治利益，但它们普遍认为，跟随俄罗斯的领导可以获得经济效益。

此外，区域稳定是俄罗斯提供的另一重要公共产品，包括军事安全保障（如军售和技术转让），事实上，稳定应从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理解，包括政治稳定支持（如防范“颜色革命”）。总体而言，稳定是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大陆各国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主权保障是俄罗斯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核心要素。成员国参与区域组织的前提是这种参与能够维护甚至强化其主权。这种对主权的重视与英国学派的“大国责任”概念相一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理念也强调其在确保“近邻国家稳定”方面的特殊责任，这种责任被视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区域公共产品。

-俄罗斯的霸权

霸权责任更容易从利益相关者的公开声明（领导人讲话、官方出版物等）中进行推断，而霸权权利的界定则更为复杂。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俄罗斯霸权及其主导的欧亚秩序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无论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从追随者的视角来看，霸权权利的边界都难以明确界定，这导致该首要制度本质上具有不稳定性。

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要求其追随者接受某些行为限制，这在外交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追随国被期望避免加入可能削弱俄罗斯影响力的其他区域一体化项目（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同时在与第三国的双边关系中也要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关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欧亚经济联盟（EAEU）等次要制度不仅确认了俄罗斯的领导地位，也正式划定了其势力范围的边界。

这也关系到硬安全利益，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持强烈警惕态度，并将欧盟视为区域竞争对手。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政策使相关国家在深化与欧盟合作和维持俄罗斯影响力之间面临艰难抉择。俄罗斯认为与欧盟的合作存在根本性障碍，维持其势力范围被视为现实需要。

-权利、责任和霸权约束

英国学派对霸权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作为一种被赋予的地位，它强调霸权的维持不仅依赖于物质实力和霸权国的意志，更植根于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使霸权成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建构，需要在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持续平衡。共识性霸权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平衡之上，同时也依赖于必要的自我约束机制。

然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即使是其亲密盟友也对俄罗斯能否保持这种克制持怀疑态度。尽管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制度设计上旨在向成员国保证俄罗斯将在既定规则框架内行事，但在关键时刻，这些次要制度往往难以有效约束俄罗斯的行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冲突都凸显了俄罗斯在维护霸权克制方面的失败，这不仅破坏了地区稳定，也直接威胁到伙伴国的主权安全。

俄罗斯在该地区选择性提供安全保障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主权威胁。俄乌冲突重新引发了关于俄罗斯“特权利益区”（zone of privileged interests）的争议，使伙伴国难以评估其对主权的潜在影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普京的 “克里米亚理论”（Crimea Doctrine）和莫斯科保护俄罗斯民族的权利的角度来看，尽管俄乌冲突加剧了俄罗斯霸权权利与责任的失衡，但这种结构性矛盾在2022年之前就已长期存在。

结论

本文的结论部分旨在回应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究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还是“利益共同体”，以及如何评估俄罗斯地区盟友的可靠性。

首先，在理论方面，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次要制度（如区域组织）为研究更深层次的首要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切入点。这一方法特别适用于霸权研究，因为只有当成员国接受霸权作为国家间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时，由霸权国主导的次要制度（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才得以建立和维持。

其次，就现实困境而言，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视为一个“厚实”的国家间社会的观点存在明显问题。关键症结在于地区伙伴对俄罗斯缺乏信任。尽管俄罗斯霸权是该区域国家间社会的重要首要制度，但它与主权承认等其他主要制度存在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否定了欧亚秩序是“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只要俄罗斯霸权威胁到伙伴国的主权，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就难以实现。这一点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度一体化”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共同的地理空间、历史遗产、语言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要素，加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首要制度，使得区域合作得以延续。因此，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理解为一个“单薄”的区域国家间社会更为恰当，其基础是中心与边缘、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基于情景利益的交易关系。

最后，尽管俄罗斯霸权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但霸权与所有首要制度一样，既不是 永久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英国学派的变革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共识的变化，首要制度的运作方式及其支撑的社会性质也会发生相应转变。

就现状而言，尽管地区国家正在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尚无迹象表明它们准备完全脱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秩序。当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关系紧密程度的调整，而非制度性退出。在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区域内国家普遍采取“软制衡”（soft-balancing）策略：对外推行多方位外交，对内强化民族主义诉求，以减轻俄罗斯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就该地区霸权的构成而言，通过引入其他地区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霸权地位正在经历缓慢但显著的分化。这种趋势早在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前就已显现，例如白俄罗斯提出的“大欧洲”构想就体现了对俄罗斯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

词汇积累

Regional Interstate Society

区域国家间社会

primary institutions

首要制度

secondary institutions

次要制度

译者：石瑜茜，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际关系、民族主义。

校对 | 李佳霖 唐一尧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颜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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